一个人的迁徙，大概总与故乡有关。我固执地认为，所谓颠沛流离，也是离开故乡之后迫不得已的事情。而在故乡，即便你住茅草屋，睡瓜棚，在猪圈里蜷缩一晚，躺在草垛上看星星，在四面漏风的小院里听雨，不见得有多幸福，但至少心安，不担惊受怕和诚惶诚恐。故乡便是一个无形或有形的容器，它的功能是收心，把心收得死死的；它密实得一点空隙都没有；它的底部被岁月沉淀出一个巨大的漩涡，使劲吸附，几乎要吞噬那一具鲜活的肉体

母亲的故乡自然也是我的故乡。那是典型的西北的村庄，黄土，黄山，满目苍黄。在村里走一遭，鞋上，裤脚，袜子，半截子腿，土气自下而上，很快霞光一样铺满脸蛋子，挂上鼻翼、双眉、发梢，整个人，一身的土。是浮的土，被你的步子惊扰的细微的颗粒，在刺眼的阳光中飘舞，你再怎么躲避，纵如侠客骑一匹快马，也无法潇洒地绝尘而去，整个乡村，都是尘的世界。尘始终半梦半醒，一点点的动静，它会警觉，兴奋，追逐，上蹿下跳，如村口的土狗。

树能够抑制尘埃。草也能。当然，水更能。但毫无悬念的是，在故乡，水是稀罕的，非常稀罕。有时候下雨，只是偶尔。像南方那样的倾盆大雨，连天的霏霏细雨，雨季，想一想都很奢侈。

有一些人，可能会离开故乡，去寻找山清水秀的地方。即便那是别人的地盘，别人的故乡。离开的方式，可能是逃脱，逃避，隐匿，或其他稀奇古怪的方式。

而母亲每一次离开故乡，都不是厌倦或厌恶。也不是刻意去寻找山清水秀。更与颠沛流离无关。是一种半推半就。

第一次远离故乡，母亲是随军家属。母亲嫁给军人，军人当到一定时候，具备携带家属到部队生活的资格。世间就是奇妙，换一个地方，就看到了山清水秀。那是北方的一个村庄，有树，广袤的树；有草，大把的草；有雨，丰沛的雨。山上长满果子，榛子。家门口的一截子圆咕隆咚的枯树干，看样子死去很久很久了，但一场透雨之后，树干上的犄角旮旯会冒出一朵朵木耳。我看到了木耳萌芽、绽开的完整过程。采下这些黑乎乎的柔嫩的小家伙，交给母亲，鸡蛋炒木耳，真好吃。

在离开故乡之后，我们没有过过一天颠沛流离的生活。所有的日子都节制而规律。每一天，阳光都含着露珠，满眼是充盈的绿，水清冽且甘甜，生活自给自足。但是，母亲思乡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思念是河流，但故乡太远，流不回去。如果能驾一叶扁舟漂回故乡，母亲可能会执拗地不管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，都内心笃定地朝故乡划去。

七十岁时，第二次迁徙又摆在母亲面前。这时，她早已回到故乡，又在故乡生活了几十年。而岁月，将她的父亲带走了，将她的母亲带走了，也带走了我的父亲。她一个人住在四层高的楼房里，老式楼房，没有电梯。老式的垃圾道，臭气在一楼门口处混合、发酵、升腾。她的腿不好，整日里用丝袜束缚着，以加固腿部血管，不让它们涣散。血压高，脑动脉硬化，血流不畅，头闷，忘事。在路上栽过跟头，一百六十七斤的体重，爬起来继续走。忘了出去干什么，忘了回家的路。她的身体与神经，被生活挖掘得太久，她的田里再也没有轻盈的风，鲜花盛开，溪水潺潺，充满诗意与想象。

解救她的方式，似乎唯有再来一次迁徙。我们早到了广州，一切顺理成章。她最关心的是跨省异地医疗。她刚拿到登记表就在电话里说，太麻烦了，太麻烦了，要盖很多章子，要找很多医院。她说户口不能迁，一迁工资就不发了。她煞有介事地说，你在那边办这些手续，太累了，不划算。你们广州热，那么热，我这丝袜怎么办。广州消费高，我这点退休金存不下多少，在老家，我每年能存一两万。

大街上，声音很嘈杂。母亲的声音被西北风刮得断断续续；她气喘吁吁，上气不接下气。我清晰地看到弱不禁风的母亲正站在一片荒芜的麦田上，努力迎着寒风，顶着烈日，试图做最后的无关尊严却有关痛痒的守望。

她还是舍不得离开故乡。

我才知道，迁徙，对于有的人来说，是喜，而对于有的人，是痛。